北宋官窑传世古物寻觅|宋官窑|宋代官窑|瓷器

　　乾隆一朝拥有宋官窑瓷器的数量是惊人的，初步统计是200多件至340多件。其组成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进贡的167件，另一部分的提法较为奇特，“见于记载且无法确定属于从宫廷之外进入清宫廷的官窑瓷器”173件。不能证明是进贡的，但又有记载。当然也不能证明是宫中旧藏原有的。因为雍正传给乾隆的只有19件。假如雍正的19件可以确认的话，剩下的哪些应多是乾隆自己收集或臣属进贡而来的。

　　王光尧先生认为：“根据档案记载虽然可以确定很多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并非一开始就与清宫有关，而是通过乾隆时期的大规模收集，才从清宫廷以外进入宫廷，成了乾隆以后的清宫旧藏器物。在两岸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旧藏宋官窑瓷器中，至今有相当的一部分是乾隆时期臣工从宫廷以外搜集进贡到清代宫廷之中的，这些瓷器在宋元明清宫廷内并没有连续不断的传承体系，在利用清宫旧藏瓷器为研究对象时一定要具体分析”。

　　王先生指出：“康熙、雍正时期均无收集宋元明窑瓷器的意识，雍正时期以前，清宫对宋官窑瓷器并没有达到渴求的程度，处在有无均可的状态下。雍正时期基本只是对器物有无作记录而已，且不加评判。雍正皇帝既不接受 臣工进贡官窑瓷器，而且还用官窑瓷器赏赐外国人，说明雍正皇帝本人对官窑瓷器并不看重，也不致力于收集与收藏”。

　　笔者对于以上观点深表敬佩与赞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确为正本清源之论。

　　吕成龙先生指出：故宫博物院王光尧先生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清代宫廷对宋官窑瓷器的收集及影响”的演讲，认为根据对清代档案记载的统计，可清点出清宫旧藏中有将近200件被认为是宋代官窑烧造的瓷器。

　　对于这批清宫旧藏宋官窑瓷器，历史上进行了四次鉴定断代、种类划分、称谓命名的变动。第一次为乾隆时期，第二次为民国时期，第三次为1996年，第四次为2010年。台北故宫博物院143件藏品未经历后两次变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58件藏品全程参加了四次变动。

　　乾隆时期

　　乾隆帝在位期间开始大规模收集古代名窑瓷器，对北宋官窑更是达到了渴求的程度。咏官窑的诗歌竟然高达67首。乾隆在宋官窑瓷器的鉴赏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乾隆十五年前为学习阶段，乾隆十五年后为自行鉴定阶段。乾隆继位后，对故宫的旧藏宋官窑瓷器进行了认真的认知与学习，并请人认看以便鉴定真伪，做出等级判断。以知道请的认看人叫杨其云。乾隆十五年后，对于臣僚的贡品乾隆再也不找认看人了，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具备了鉴定宋代官窑的能力。

　　王光尧先生指出：“。。。。。。从乾隆皇帝对臣工贡品的判断情况看，从刻在瓷器上的乾隆皇帝御制诗文表现出来的对官窑瓷器和仿官窑瓷器的真伪难以掌握看，从乾隆皇帝对官汝、官哥和官钧等不分看，终其一生乾隆皇帝基本上是处在真假不分或是臆断的状态下”。

　　乾隆皇帝关于官窑的误判主要表现如下：一、对同一人在不同时间进贡的同一物，开始认为是伪作，而后又认为是真品。二、把汝窑仿官窑的瓷器定为宋代官窑珍品，并作诗刻铭。三、把宋官窑瓷器说成是非官窑瓷器。

　　王光尧先生指出：乾隆皇帝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而非文物鉴定家，我们既不应该以专业的鉴定水准来对其鉴定能力进行评判，同时也不能以当今的科学标准来苛求古人。

　　对于北宋官窑有无的问题上，乾隆认为是有的《咏官窑葵花小盂》中写道“宣和陶器用公巧，修内督之奄竖伦”。《官窑瓶子歌》曰：“官窑名始宋南渡，后苑制效政和故”。《咏官窑小方瓶》曰：“陶成北宋至今贻”。《咏宋官窑八方瓶》曰：“邵局仿东京，官窑因得名”。《咏官窑四弦瓶》曰：“邵局窑工法政和，惟供御用号官科”。

　　以上诗句鲜明的表达了乾隆的两个观点，一，北宋官窑是存在的，但称谓不叫官窑，官窑称谓自南宋始。二，南宋官窑是法北宋，仿东京，效政和。南宋官窑，仿效于北宋官窑，是其对两窑关系的明确指示。

　　笔者以为，以上两条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于宋官窑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乾隆一生目前初步统计到的咏陶瓷诗歌达196首，上到高古陶器至柴窑五大名窑，又及永宣成化都有诗作。洋洋洒洒，无不涉猎。咏官窑诗达67首，占总比例34%。

　　民国时期